1988年蒋经国病逝收到消息后叹息：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1926年1月17日，一群在欧洲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辗转来到苏联首都莫斯科，这群人一共17人，将在中国莫斯科支部人员的带领下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这群青年都是20多岁的年纪，风华正茂，为首的正是。为了政治需要，他在进入东方大学之前被登记了新的名字，中文名叫邓希贤，苏联名叫多佐洛夫。
这之前一直在法国勤工俭学，当时16岁的他就早早参加了革命。在 1925年，年仅21岁的已经成为旅法支部的负责人，负责领导旅法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
后来遭到法国政府的迫害，这才在1926年1月和傅钟、任卓宣等人以及其他中国欧洲委员会、中国共青团的同志被组织安排到苏联。
等学校为办理好了入学手续和新的身份后，被分到了七班。这个班的同学可不得了，以后走出了包括在内的很多大人物。
七班比较出名的都有谁呢？除了我们熟知的以外，还有傅钟、李卓然、谷正纲、谷正鼎半岛.综合体育入口、邓文仪，以及汪精卫的侄儿和其秘书和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由于这个班人才济济，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成员，所以被人称为“理论家班”。由于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且在辩论中口才很好（经常在辩论中把其他同学辩驳的理屈词穷，有外号“小钢炮”之称），很快被同学们推举为七班的党小组组长。
蒋经国是在1925年被蒋介石安排到苏联学习的，也在中山大学学习，但和不是同班，不过因为同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他们私下的交流非常频繁。
虽然和蒋经国不同班，但被分到一个团小组里面，而且是蒋经国所在这个团小组的组长。站队时，由于两人个子都不高，老是选择肩挨着肩站一起。
当时的蒋经国可没有以后去台湾后的那么多“弯弯绕”，在中山大学这一届的中国留学生中，就数蒋经国年纪最小，同学们都把他当小弟弟看。
可能生于豪门的缘故，这时的蒋经国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在同学们面前非常活泼顽皮，走路蹦蹦跳跳的，爱说爱唱，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快乐小鸟。
他还经常身穿夹克式工人服，喜欢戴个鸭舌帽，皮肤也被晒得黑黑的，同学们经常调侃他，说他是小童工，给他起了一个叫“工人”的外号。
年纪小的蒋经国由于是初次出国，对什么都非常好奇与新鲜，特别是对于像这样的有丰富革命经历的“学哥”的故事非常好奇，没事就喜欢陪着他们冒着严寒到学校对面的湖畔、公园等地聊天散步，活脱脱的一个“好奇宝宝”。
当时的蒋经国经常跟在他后面“大哥”、“学长”地叫，要求给他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故事。
由于在法国有着5年的革命经历，或许是非常怀念那段时光，即使来到莫斯科后也经常围着一条法国工人式的蓝白相间的大围巾。
有一次蒋经国实在忍不住了，问为什么总是围着这么一条蓝白相间的大毛巾？对他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为了得到生活费经常要去做清洁工，捡马粪是最挣钱的，干一天够一个星期的花销，而法国的清洁工都喜欢围着这么一条大围巾。
在学校里，同学们经常举行辩论，而作为在当时同学中有着外号“小钢炮”之称的，由于在学校深入进行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再加上有着法国五年的革命实践，经常处于辩论的不败地位。
但有时在跟同学诸如邓文仪半岛.综合体育入口、谷正鼎、谷正纲辩论时，也要经过一番激烈的大辩论才能分出高下，有时甚至是辩论的难解难分，这时的蒋经国往往都选择站在一边。
这让谷正鼎、邓文仪等人非常恼火，经常质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的饭，还是吃的饭？”，蒋经国都会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是吃苏联的饭！”
在苏联中山大学2年后，从苏联学成归来投入到国内的革命斗争去。先后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建立了赫赫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西南局，领导我国西南地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等相关工作，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把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1952年8月，从重庆来到北京，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等职，主要负责新中国的财政工作。
而蒋经国，在回国参加革命后继续留在苏联学习，但由于受到其父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影响，被苏联下放到一家矿场进行劳动改造。
从1925年10月去苏联学习，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蒋经国在苏联待了整整12个年头。
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在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先后派他到江西亲信那里先在赣州担任专署主任，后来又在1939年安排他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查专员、区保安司令、防空司令和江西省政府委员等职务。
蒋经国在这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可以说除了一些风流韵事以外，政绩上的功绩基本为零，不过却是学会了如何混迹于政治界。
1944年，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而后参与了蒋介石发起的10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颇有效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种种手段的势头。
1949年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政府被赶出大陆，1月，蒋经国跟随蒋介石从成都败退到台湾。
此后长达将近30年的时间里，蒋经国在台湾历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务，也算在政治上有了些建树和功绩。
1973年，再次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参加工作。随后还担任了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时期虽不是一把手，但已经站到了领导中国党、政、军的最前沿。
在1973年时，周恩来把新中国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时，对于时局变化十分敏锐的一代伟人很快就对外宣布出“北京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并强调了“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完成统一”。
为了将中国政府的提议准确传达到在台湾掌权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耳中，等人安排了前滞留大陆的重量级老人以公开、半公开、或者私下的渠道将中国政府发出的信息带给他们。
但此时，蒋介石已经卧病在床，行将殒命，根本无力操持这些重要问题，而作为孝子的蒋经国在父亲还没“归天”时，也断然不敢在蒋介石没交代的前提下对此进行处理。
在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蒋经国对记者这样说：“与接触，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也就是大概从1973年开始，与老同学蒋经国开始了长达15年关于的“暗战”。开始时，大陆不断示好，但碍于蒋介石尚在世，台湾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的提议一直选择不予理会。
但这并没有让“学长”变得急躁，而是继续不断对台湾释放大陆的“善意”，希望“小老弟”蒋经国能明白大陆的一片真心。
另一方面，由于考虑到当时台湾地区的军备水平对大陆有一定的优势，也在福建等沿海地区做了充分的军事部署，防止台湾的从海上派遣小股部队对大陆进行军事骚扰，毕竟台湾在蒋介石时代一心想“”。
1975年4月，被人民赶出大陆的蒋介石在郁郁寡欢中去世，其早就指定好的接班人蒋经国被推举为台湾第二任“总统”，并在1978年5月举行了就职典礼，从此台湾开始了蒋经国时代。
这时的，已经在党内担任了中央的职务，而且还兼有军委的职务，在中国的社会改革上有绝对的线年，由于周恩来和身体机能日渐衰弱，他们已经有意培养作为接班人，这可以从两位伟人在接见外人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
经过半个多世纪思想培育的中国，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将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同月，在接见外宾时也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最后，毛主席伸手指着说：“只有他一个壮丁了。”
随后，在短暂的错误后，在1978年正式被党内外广大干部所真正认识、接受和拥护，虽然没有正式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但此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为核心的党集体。
1978年时，给了一直抱着“不接触”政策的蒋经国“小老弟”重重一击。中美两国经过多轮的磋商，在等国家重要领导层的努力下，两国于1978年12月1日正式签订了《中美建交公报》。
但这个消息直到12月15日晚，也就是中美签署《中美建交公报》消息公布前的12小时，蒋经国才接到美国驻“中华民国”的特命全权大使的电话，蒋经国不得不在凌晨三点从床上爬起来接听安大使的电话，全程都强忍着对美国的怒气和极度失望之情。
当中美正式建交的消息被正式公布，对美国极度依赖的台湾顿时陷入了些许的恐慌，新台币兑美元价格大跌，台北股市更是跌了一成左右。同时，和声势大振，全世界都在报道这件事。
等中央为了表达与蒋经国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在1979年1月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命令一直在炮击金门的停止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主动对台示好。
同一天，作为北京对台办负责人的廖成志也发表了一篇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信中用极其诚恳的态度提议开启国共第三次合作，并愿意作为代表赴台湾与蒋经国会谈。
但此时作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蒋经国对的这次阵仗巨大的和平攻势非常警觉，对于廖成志的来访直接持坚定拒绝的态度。
蒋经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更是将提议的两岸恢复对话的提议说成是“旧瓶装新酒”，还在公开场合宣称：“中国人民唾弃，而台湾的成功却激发了人们渴望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生活方式。”
表面上看，蒋经国对这次的和平攻势非常抵触，但私下里，蒋经国也放宽了台湾从蒋介石开始一直以来的“三不接触”原则，承认两岸恢复交流的重要性。
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从蒋经国对恢复两岸交流的观点可以看出，的和平攻势已经起到了作用，蒋经国也乐意配合提出的恢复两岸交流的提议，比老蒋时代的“三不接触”已经算是巨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在和日本和原滞留大陆的重要人员谈话时，多次提出让他们给蒋经国带话，希望蒋经国能和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问题，“为后人做点好事”。
在跟原元老陈树柏谈话时，显然对于久拖未决有些担忧，他说：“你可以跟蒋经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就很难讲了。”
这位“学长”的话，显然传到了“小老弟”蒋经国的耳朵里，在两人的积极推进下，开启了两岸沟通交流的新阶段。
但美国人显然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繁荣的中国，在1979年4月，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对正在升温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可谓泼了碗冷水。
但进入1981后，两岸关系日渐恢复，再次向蒋经国“示好”，中央直接下指令给蒋经国的祖宅所在的浙江溪口党委，让他们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和祖母的坟墓，并拍摄照片让人秘密送到蒋经国面前。跟蒋经国有过很长时期接触的，清楚地知道他是个“大孝子”。
同时，国内对于实现的立法也逐渐清晰定型，在1981年9月，委员长正式提出阐明了关于实现台湾回归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叶九条”，“叶九条”实际上是对内部讲话的归纳和总结。
“叶九条”提出的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11月，在会见来访客人时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说法，也就是“一国两制”的1.0版本。到了1984年，在会见英国撒切尔夫人，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并指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开始的。”
随着和蒋经国两位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对于“搭台唱戏”的日渐热络，看到领导下达的政府对于台湾的种种诚意，蒋经国认为两岸进行国共谈判问题已经基本成熟，于是蒋经国找到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作为中间人。
李光耀和蒋经国很是对付，由于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地区领导人，两人关系非常好，李光耀访问台湾次数非常多，对台湾形势也非常了解。
更重要的是，李光耀也多次访问中国大陆，跟有过深入交流，还透过李光耀向蒋经国带话，“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致以问候”，所以说，李光耀对于台湾和大陆都非常了解。与此同时，中国也多次派出代表访问新加坡进行互访。
在此互动下，在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由于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
1986年夏天，李光耀再次访问台湾，在交谈中，蒋经国已经明确告诉李光耀，说他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已经有了最新的想法和全盘的计划。
至此可见，在积极的推动下，蒋经国基本已经做出了跟大陆进行和平谈判问题的想法，台湾和平收复的基础已经基本成熟。
到了1987年，台湾地区在最高领导蒋经国的安排下，除了开放、报禁之外，又全面开放岛内居民前往大陆旅行，基本完全颠覆了蒋介石时期的“、”政策。
随着岛内居民到大陆地区旅游探亲的人数日益增多，内部一些人发出质疑的声音，但蒋经国对他们说：“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况。”这样的改变，其实也是蒋经国鼓励大陆内部演变策略的一部分。
1988年年初时，蒋经国又着手结束了对报纸行业的“限证”、“限张”的禁令。在此推动下，短短数天内，有200多家新出版物向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半岛.综合体育入口。
1月12日，正当将自己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的好消息告诉蒋经国时，本已身患重病的蒋经国在13日下午突然病逝。
当蒋经国病逝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蒋经国去世对问题的不利影响。
当听完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小组的报告后，谈到如果蒋经国依然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和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
如果蒋经国能再多活两年，按照当时的台湾和大陆的形势来看，或许在几年内必和蒋经国两人必将推动完成中国的统一重任。